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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

县城不大,一天尘土飞扬,闹哄哄的,属新华书店最清静。一趟瓦房,傍年靠节,书店里的人也渐渐多起来:城里的、农村的都来买年画。每逢这时,是新华书店最忙的。他们在营业大厅里成趟地拉上纸绳,将新购进的年画一排一排地挂起来,买年画的人,就在年画的“密林”中比肩接踵,挑选自己相中的年画。年画都是编成“号”的,你选中了哪一张,要去“报号”,选得多的人,要用笔把号码一一记在一张纸条上,营业员就会根据你提供的号码,从货架的画捆中抽出你要买的年画,业务相当熟练。

所谓“年画”,著名的有天津杨柳青年画。其实狭义的年画概念,应是指国画中的“工笔”,当然题材也是相对固定的,而这时的年画,既有“标准”的国画工笔(花鸟),更多的却是写意与写实并重的人物;既有油画和套色木刻,也有水粉与水彩性质的宣传画;既有舞台剧的“四条屏”,也有电影剧照和人物风光摄影。就象现在的贺岁电影,集中在这个档期上市,统称“年画”。当时重要的美术作品,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一时期的年画主打品种,这里既有老画家的大手笔,也有业余作者的力作。给我印象较深的有:《延安新春》《幸福渠》《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锦绣江南鱼米乡》《我是海燕》《烧姜汤》《洪炉炼精钢》《迎风飞燕》《接过战笔,战斗到底》《永不休战》等等。用传统的国画表现现代人物,成为那一时期的美术现象,也在那一时期达到“顶峰”,其中“岭南画派”功不可没,画中的“工农兵”形象鲜亮而清秀;而部队作者和辽宁作者,则以油画为主,风格凝重而有力度;用版画表现浩大的劳动场面与祖国的大好山川,也是当时美术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当时的“知青”题材与“新农村”题材,占了很大比重……你在画中看到的农村文化生活竟是那样的丰富:“社员们”每天都在开会、学习、大批判、大讨论、看电影、演节目,就是在田间地头,也在学《毛泽东选集》,赛诗歌。这样的“农村”夸张吗?不!当时的农村的确如此——当时一个村就可能有一个剧团,有若干“编剧”和美术作者,当时大队一级的剧团,完全有能力排一出样板戏全剧;许多生产小队的墙上,都会贴有一张文艺队的“组织表”。

对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许多专题研究与搞美术理论的人都会怀有浓厚的兴趣,给予高度评价,相关书籍不约而同地冠以“激情”字样,这毫不为过,那时的确有一种激情。现在有心的青年作者,有条件的收藏爱好者,都应该尽量收集一些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就像敦煌壁画,诠释着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审美价值。

我把年画买回家,母亲就开始打糨子,我把旧画撕下来,把新画贴上去,再把“张嘴”的棚角和需要糊的地方糊一糊,屋子里顿时焕然一新,马上就有了过年的气氛。家里人仔细端详我贴好的年画,母亲有时还会光脚站到炕上细读“四条屏”上的字,并念出声来。

那是一种原汁原味的年俗……只有贴上年画,才意味着:“年”到了!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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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