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者 温北宁访谈人 全媒体记者 王尤
温北宁，生于1948年，曾在鞍山钢都小学、齐齐哈尔第六中学就读。1972年起先后在鞍钢无缝厂、计量厂、自动化研究所工作。 温良贤，1938年8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历任冀察热辽军工部秘书长，东北军区军械部秘书主任，鞍钢制铁部副主任，鞍钢副经理，酒钢第一副经理，北满钢厂党委书记，第一工交组副组长。焦翠芝，女，1945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鞍钢福利处离休。
我的父亲温良贤是江西萍乡人，1917年2月出生，两三岁时父亲病故，留下母亲以及他和妹妹。自幼，他在开熔铁炉的四祖父家长大；14岁时中学尚未毕业，便跟随四祖父学徒，其间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8月，经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介绍，他去了延安，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入陕北公学学习，与刘雁林、易晓光等为同学。1940年，他从前线的晋东南晋城返回延安，随后进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之后于1942年转入工业部门，担任地处十里铺的关中炼铁厂厂长。
革命的一生
1945年4月，父亲随部队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当部队穿过封锁线——同蒲路，抵达河南济沅县的邵沅镇时，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随即攻打铁门和济沅。随后，他奉命随部队北上，任冀察热辽军区军工部秘书长。1948年12月10日，即辽沈战役胜利一个多月后，一直在小山沟里办军工厂的温良贤第一次进入沈阳这座大城市，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
当时，他在何长工任部长的东北军区军械部担任秘书主任。不久，得知鞍钢将进行恢复建设，他非常希望到鞍钢一展身手，多次向组织提出申请，却未获批准。那些日子里，他连续几天吃不好、睡不着，半夜爬起来给东北局副书记兼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写了一封信，随后又找到东北局书记，要求到鞍钢工作，最终得到了批准。组织上谈话时征求他的意见：“到地方工作，职务可能比现在低，可以接受吗？”他明确表态：“只要能到鞍钢工作，给我安排什么职务都可以。”
1949年3月15日，父亲前往鞍钢报到。
那是4月28日的上午，他去了一趟公司经理室。经理李大璋见到他后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在延安就认识。”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几条工作建议，其中第一条便是关于培养技术人员及技工的问题。他认为，鞍钢的恢复和发展中，技术人员是一个关键问题。从制铁部现有技术人员的状况来看，目前勉强够开一个炉子，但如果今后需要开更多炉子，就必须培养更多技术人员。
当年6月，他兼任炼铁厂厂长后，便把工作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放在了真正让炼铁厂成为一座大熔炉、大学校上。
求才若渴的“老温头”
1949年9月21日，毕业于西北工学院冶金系的周传典（后曾任冶金部副部长）从安徽阜阳赶来鞍钢报到。在炼铁厂的一间简陋办公室里，一张小办公桌后坐着一位实际上不过40岁的人，面容消瘦，后背微驼。这天，天气很热，他还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粗黄布军装。前来报到的周传典递上了介绍信。
“我是温良贤。”他站起来，热情地与周传典握手，又让他坐到对面的凳子上，说：“人事处已经来过电话，现在人手很缺，非常欢迎你到我们这里工作。”
“噢，真的看不出来，他就是温厂长。”坐下来的周传典心里嘀咕着，刚开始还以为他是铁厂的办事员呢！
一个星期前，鞍钢制铁部第二副主任的父亲接替制铁部第一副主任文进，出任炼铁厂兼选矿厂厂长。虽然来厂时间不长，但人们对这位性格随和、平易近人的厂长毫无距离感，都习惯地称他“老温头”。
两人初次见面，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父亲不厌其烦地向周传典介绍铁厂的过去和现状。他的话吸引着周传典的目光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望向外面。南边，大半个铁厂破败不堪；北边，一排高炉上，工人们正在紧张地修复。
“我在大学只学过一般冶金知识，对炼铁技术虽然学了一点，但了解甚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高炉呢。”周传典坦诚地说。
“那不怕！只要肯钻研就行，这里已经来了一些工程师和技术员，跟你一样都得从头学。他们最多也只在关内的小高炉上工作过……”父亲鼓励道。
“温良贤厂长是一位非常重视并善于使用青年知识分子的领导干部。”在此后的3年里，从见习技术员、工长、值班长、工务科长到副厂长，周传典接连换了5个岗位，都在“老温头”手下工作。他感慨道：“他身上有很多老八路的优良传统，很受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铁厂刚恢复生产不到半年，在“老温头”的倡议下，厂里就办起了技术刊物。周传典说，这个刊物“可能是咱们冶金系统的第一个专业性刊物”。这本《炼铁资料》越办越火，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家炼铁厂纷纷来信索取。到1950年底，东北工业部将这些资料编辑出版成一本书。这本名为《炼铁资料汇编》的书，成为我国冶金界出版的第一部专业论文集。
铁厂每星期还召开一次技术座谈会。“老温头”提倡技术民主，主张大家思想活跃，畅所欲言，并鼓励大家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材料送给他看，好的就印出来供大家参考。曾担任鞍钢炼铁厂代厂长、公司副总工程师的成兰伯回忆说：“这种学术民主和优良学风，成为了推动技术人员提高专业水平的一股巨大力量。”
周传典、庄镇恶、刘秉德、赵永达、李马可、李国安、金心、李寿彤、张寿荣、汤乃武、杨来鹏、孟庆辉、谢祚昌、奚兆元、徐矩良、吴元愉、王喜庆、曾新荣、汤世模、陈华穗、叶绪恕、王正山、付式……还有后来仍留在鞍钢的成兰伯、刘真、潘作桓……在恢复时期的鞍钢炼铁厂，这批生龙活虎的技术骨干成为了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批炼铁界专家。多年后，周传典曾屈指一算：冶金工业部钢铁司、科技司主管炼铁生产技术的，两个钢铁研究院主管炼铁技术的，全国10大钢铁公司中6家大钢厂主管炼铁的以及炼铁厂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几乎都出自1950年代的鞍钢。可以说，这一成就离不开具有远见卓识、求才若渴的“老温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之子蔡博于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毕业，是炼铁冶金工程师。回国后，他主动申请到鞍钢工作，先后担任公司生产处、技术处副处长，并自1951年1月起任炼铁厂副厂长。蔡博年轻有为、精明能干，父亲甚是喜爱，最终“发现了比他更适合担此重任的人才”。蔡博个性很强，尤其在为人处世方面比较直率。一天，父亲拿着一张表走到蔡博的办公桌前，商量一件关于劳动工资的事情，蔡博毫不客气地提出反对意见，令父亲难堪。当时，周传典等人也在场，私下议论：“蔡博怎么这么不客气，苏联是不是都这样做的？”
然而，父亲却不以为意。在与即将接任副厂长的周传典谈话时，父亲说道：“……你能做好工作，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你们两位厂长能不能搞好团结，动作一致。”说到这里，周传典突然回忆起前不久的那个场景，父亲接着说道：“蔡博的个性很强，已经和我顶撞过几次。干工作时争论是难免的，但同志之间要相互谅解，要服从真理，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要闹僵。”
自1951年冬起，父亲开始主动让贤，前往太原、石景山和本溪等地的铁厂考察。路过沈阳时，他向东北工业部提出自己的想法，建议由蔡博接替厂长，并说：“这位同志留学苏联，学习好，又在苏联工厂实习过。到炼铁厂几个月，已显现出他的组织领导能力，年轻肯干，我相信他会比我做得更好。”
正值有为之年，父亲却急流勇退，把一个占全国2/3生铁产量的铁厂厂长重任，悄然交给了二十几岁的蔡博。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老温头”的这一举动令人难以理解。然而，父亲在任的3年中，鞍钢炼铁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9座破败不堪的高炉中，已有3座恢复生产，另外6座大型高炉的改建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生产建设一片繁忙，也正是“老温头”大展拳脚的时机。
父亲果然没有选错人，蔡博也没有辜负他寄予的厚望。1958年前，鞍钢炼铁厂一直位于全国炼铁行业的前列，许多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经验也从这里传向全国。父亲担任厂长的3年间，鞍钢的炼铁生产率提高了50%。在父亲推荐的蔡博担任厂长的6年里，炼铁生产率在原有基础上再次提升了50%。
1952年3月，父亲正式离开炼铁厂，把厂长职务交给了蔡博，自己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冶金组组长。1954年11月，结束在莫斯科的工作后，父亲回到鞍钢，担任副经理。1957年6月，他又被调往鞍钢分离出的鞍建公司，出任副经理。
台町生活
跟随父亲在老台町的往事，我常常回忆，让我最难忘的还是大、小游泳池。小游泳池水浅且较小，是孩子们和初学者的天地。大游泳池则要深一些，也更宽敞，想要在这里游泳需要有一定的基础。我从小就在这两个游泳池中成长，不知不觉就学会了游泳。父亲教会我如何游泳，也教会我如何做人。他常说：“游泳就像做任何事情一样，只要你有持之以恒、顽强的精神，什么都能学会，什么都能做好。游泳要不怕大风大浪，这样你就能克服任何困难，勇往直前。”
我们姐弟四人在父亲的指导下都学会了游泳。当时小妹年纪还小，才四岁，我们一家人后来离开了鞍山，只有她没能学会游泳。我记得当时游泳需要办理游泳证，还要检查身体，似乎是在东山宾馆或迎宾馆办的，只是我有些记不清了。父亲水性极好，能游多种泳姿——蛙泳、侧泳、仰泳、自由泳，甚至能在水中漂浮。起初我们都在小游泳池里游，后来大一点时，就到大游泳池游泳。白天游泳，晚上也游泳。晚上大门关了，我们就跳过围网进去，那时的我们顽皮无比。对了，我还经常看到苏联专家在游泳池里游泳。
岁月如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许多儿时的往事常常浮现在脑海中。
“北宁，有人找！”母亲在楼下大声喊我。我刚写完作业，匆匆下楼，一看是纪滨、北荒、南征、铁牛。我说：“快进来！”我给他们看了我攒的邮票。他们都非常高兴，南征说：“太好了！”纪滨也说：“我真羡慕你！”其中有许多外国邮票是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父亲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处工作了三年，主要负责冶金方面。当时，鞍钢正在进行三大工程建设，许多设备和材料都是他们联系提供的。鞍钢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许多人才和留学生，都是经他们联系的。
我们又玩了一会儿，我说：“过几天到你们家里看小人书，还有你们攒的邮票、糖纸、烟盒、火柴盒，看看南征画的古代侍女图。”他们说：“好啊，欢迎！”然后我们决定去游泳。我说：“好啊！”途经棒球场，看到南征的父亲袁振叔叔和赵虹的父亲赵北克叔叔正在和苏联专家打棒球（垒球）。我们又玩了一会儿跳马、跳箱，后来北荒说：“快去游泳吧，晚上还要到露天电影院看电影呢。”
到了游泳池，我们急急忙忙下水，看到小滨、赵虹、春生、人仆、万里、新年、东生、山高，他们早已到达。我们一会儿游蛙泳，一会儿游自由泳，展现了各种泳姿。那边，胜利和小飞正在练蝶泳呢！远处，姐姐、东山和西苏也来了，正在和父亲打水仗。难得父亲也来游泳了。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但很少见面，更别说一起玩了。望着清澈的泳池，荡起的朵朵浪花，小伙伴们施展浑身解数，个个如出水蛟龙。儿时真好啊，真是无忧无虑，纯真无邪！
援建酒钢
1958年，我们随父母到了酒钢。当时环境很艰苦，整个酒钢地区没有一个游泳池，我们就只能到晾水池里游泳，也曾在嘉峪关下的泉水里游过，还在镜铁山下的大北河里游过。
1962年，我们家搬到了北满钢厂所在地——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那里是嫩江边上的一颗明珠，也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关于父亲的工作情况，我们了解得并不多，只知道他经常半夜回家，星期天也不休息。父母常常超负荷工作，最终都累病了。为了治病，我们家借了不少钱。为了能够尽早还清，父亲甚至卖掉了他最喜欢的洗相设备和照相机。
我们姐弟几人经常在嫩江里游泳，父亲由于工作忙，也很少去游泳了。后来我去了黑龙江省嘉荫县。嘉荫县是黑龙江边的一个小镇，被誉为“恐龙之乡”，江对面就是苏联。夏天，我们也常在黑龙江里游泳。
现在，每年冬天我都到海南来，常常在大海中游泳。这时，我总会想起：“到江河湖海中去游泳，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我们做到了，也体会到了大海的宽广，心胸变得更加开阔。然而，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我经常被水母蛰，刺痛感难以忍受。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老台町的大、小游泳池，它们特别安全，让我倍感温暖。可惜，那些游泳池早已不复存在，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楼房。但老台町的大、小游泳池，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游泳教练——我的父亲，他教会了我游泳，让我在那个温暖的池水中学会了面对挑战、克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