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建平，生于1951年10月18日。1958年起先后就读于鞍山钢都小学、第十五中学。1970年起任鞍山广播电台资料员、编辑、记者。
葛桂斌，河北涿鹿县人，1938年参军，1939年入党。历任战士、班长、司务长、供给员、供给科长、军需主任。1954年曾任鞍钢福利处副处长。
张凤林，河北涿鹿县人，1944年入党，曾任村妇救会主任，1949年随军。
受益终生……
讲述者 葛建平 访谈人 全媒体记者王尤
在鞍山美丽的二一九公园的东面是一座座山，西南面便是老台町。在这一片幽静的日式住宅区里，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与少年时代。
我的父亲葛桂斌与母亲张凤林都出生在河北省涿鹿县，那里属于平西抗日根据地。他们都是抗战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母亲当时任村妇救会主任，1949年随军。父亲在部队从担任司务长开始，一直从事军队后勤军需工作。1954年，他转业到鞍钢后，也始终在鞍钢福利处工作，直到1969年去世。那时，父亲主要负责鞍钢七岭子牧场的管理工作。童年时，我们看到父亲上班总是早出晚归，经常是我们还没起床，他就已经出门了。当时鞍钢的职工、家属，以及各厂矿食堂、幼儿园、医院的职工、病人、儿童所饮用的牛奶，所食用的猪肉、鸡蛋，还有红元帅、黄元帅、国光等苹果，大多数都来自这里。父亲勤勤恳恳地为鞍钢的后勤工作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于1951年出生在西安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卫生营里。后来，父亲所在的部队军政干校迁到长春。1954年，父亲从长春的部队院校转业来到鞍钢。第二年，我们家从胜利路搬到老台町，那时的我刚刚有了记忆。
当时老台町里住着许多精英，有老红军、老八路和高级科研人员。父亲转业到鞍钢生活管理处，仅这个处就有好几位担任副处长的老红军。我的小学与中学同班同学中，也有好几位的父亲曾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父亲单位的宋副处长在长征中是周总理的警卫员，上世纪六十年代，周总理来鞍山视察时，还专门看望了他。夏天，宋副处长经常穿着拖鞋，我们看到他的脚与手都没有指甲，那是长征爬雪山时冻掉的。
岁月如烟，儿时的许多事物渐行渐远，已经模糊，但有些记忆却会在模糊中渐渐复苏。
想起了那年要改名的事
那是1966年，青少年中掀起了一股改名热。有一天，我和同班的一位女同学闲聊。这位同学的父亲是老红军，不知怎么的，我们俩也萌生了改名的想法。于是我们开始商量改什么名字好，最后都想好了要改的名字，还约定第二天带上户口本，一起去派出所改名。
那天晚上，吃完饭后，我趁父母还在桌边，提出了改名的想法。我话还没说完，母亲就马上大声说：“不许改名！”父亲听后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说：“可以改，但必须按我说的改，就改成‘葛香平’吧。我们老葛家，这一辈的辈分是‘香’字辈，你大伯和叔叔的孩子叫香灵、香春……你就按辈分叫香平吧。”父亲平时很少管束我们，这次却格外严肃，还带着点生气。我听后不敢吱声，心里却想：让我改这个名字，我才不改呢！
第二天，我和那位同学聊起这事，俩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她告诉我，她父母也不同意她改名。其实，她的名字很有意义，是纪念她父亲参加解放的那座城市。
说起名字，我的很多同学的名字都充满意义。比如，有个同学叫锦英，意为锦州是英雄的城市，因为她出生在锦州，她父亲曾在那里战斗过。还有一位同学姓高，出生时父亲在苏联留学，就取名“高苏”，寓意我们的国家要建设得高于苏联。而我的名字，还有弟弟建国、妹妹建华的名字，都是父亲对战争结束后建设和平、富强祖国的美好期望。
母亲曾说，我出生时，父亲所在部队大院的孩子，衣服上常绣或印着和平鸽。那些经历过九死一生战斗的人，特别渴望祖国安宁、世界和平。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字，寄托着对和平、平等的向往。他用这种巧妙的方式，让我打消了改名的念头。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为什么会想改名字呢？建立和平、平等的世界是多美好的愿望，而“平”字正是这个愿望的象征，何其珍贵的名字呀！
快乐的学习小组
1958年，我上小学了，学校是钢都小学。我们老台町的二十来个小朋友被分到了一个班。寒暑假期间，老师会给我们分配学习小组，我和几名女同学分到一个小组，学习地点设在陶语哲家。陶语哲的父亲是鞍钢副经理陶惕成。
她家是一栋在老台町算得上高档的二层日式独楼别墅，就位于游泳池、网球场那片活动场所的北边。在这幢小楼的进门大厅里，我们几个人围着一张长方形桌子完成作业后，语哲总会拉着我们一起搬来一张正方形的桌子，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然后用两个没有胶面的乒乓球拍对打。从此，每逢假期，人们总能听到从这栋小楼传出的乒乒乓乓的声音和我们的欢声笑语。
自从我和语哲成为同班同学后，经常去她家玩。她家的阿姨可能是南方人，语哲还会领着我们几个同学跟着阿姨到二一九公园的苹果园挖荠菜。一片一片的荠菜，每次我们都能挖满满一书包。回来后先摘去黄叶，清洗干净包饺子，味道鲜香极了。如今我定居上海，那里常年有卖荠菜的，每次买回时，总会想起在苹果树下和同学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寒假的一天，我们刚写完作业，语哲突然用双手捧着几块肉乎乎、白中带黄的东西过来，说要让我们尝尝好吃的东西。她分给我们每人几小块，我放入口中，甜甜的、脆脆的，越嚼越有味。她说这是她家阿姨刚腌制好的萝卜干。最后一块我含在嘴里，久久舍不得咽下去。我们家里做的萝卜干咸菜是咸咸的，而她家的萝卜干居然这么甜香。后来，成年后，我在江南探亲、旅游时，看到很多地方有真空包装的萝卜干售卖。有酱味的、有辣味的，还有我第一次吃到的那种又甜又咸又香的味道。
在语哲家，我们还经常看到她爸爸进出。他身材挺拔，戴着前进帽，披着大衣，四方大脸，显得很威风。后来，他调任三线水城钢铁厂担任经理。
几毛钱治好了胃病
在东山宾馆进门右走，有一间卫生室，我们有些小毛病都爱到这里来看病、开药。那里有位中年女医生，个子不高，看上去和蔼可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母亲总是胃疼，到医院去了几次，吃了些药也没好转。有邻居介绍说，到东山宾馆卫生室看看吧，那儿有个王大夫，人挺好，看她有没有方法。
一天，我陪母亲去那里看病，王大夫让母亲躺下，触摸了胃部和腹部后，问了问病情，给母亲开了一包几毛钱的白色“胃舒平”，说每天三次饭前嚼碎了吃下。没想到只用了两包药，母亲的胃就舒服了。这几年，有时候我也胃不舒服，还返酸水，开了几次药时好时坏。我不知道“胃舒平”现在还有没有，怀念那几毛钱一包的药。
在家里看幻灯片
也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苏丹娜家从重庆搬回到鞍山，暂时与我们同住在一栋楼里。她父亲是留苏回来的专家，她用的很多学习用具都是苏联制造的。丹娜是位很优雅文静的同学，说话声音很轻。一天，她说：“我们看幻灯片吧。”她拿来苏式的幻灯设备，我们俩趴在我家的床底下，用床单把四面遮住，幻灯机放在离墙一米多处。只见她熟练地放上透明卡片，我们俩悄悄地、聚精会神地看了一幕又一幕，内容记不清了，好像是苏联小孩在风景里游玩，但是那一张张卡片却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让我很早就认识了银幕的简单原理。
游泳池里的八大下
老台町里有个小游泳池和一个大游泳池。学前和刚上小学时，每年夏天，我们都在小池里打闹，里边像下饺子似的人挤人。到标准的大游泳池游泳时，苏联专家已经走了。在这里，我多次看到作家草明游泳。
每年夏天，除了换水时间外，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那玩上一阵子，暑假期间几乎是每天去两次。当时的我们大多游蛙泳。长五十米、宽二十五米的池子，我们经常一个一个地游，看几下能到边。我横游时每次都是八下到边。即使是雨天，泳池不开，我们几位女同学也没闲着，经常从用钢管焊成的大铁门上爬进去，在大雨中游泳是最爽的。我们都无师自通，游得都挺好。像语哲、陈琼还经常从两米多高的跳板上以优美的“飞燕”姿势跃入水中。她们个子高，在水中还经常倒立，水面上露出她们白白的小脚丫。
我也不知道那时的夏天我有多黑。有一天，我和母亲去街里，路上碰到一位小叔叔，他和我母亲说了会儿话，顺口叫了我一声“小二黑”。还有一次，我游到岸边，上岸时一位小叔叔问我：“你是印度人吧？”我说：“我是中国人。”听说那位小叔叔是钢院的老师。他接着对我说：“你应该参加比赛。”那时，我可能黑得只有牙齿是白的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市直机关开始每年举行游泳和乒乓球比赛。100米蛙泳，我总是前两名。乒乓球在市直机关和省的行业比赛中也取得过名次。
镶嵌在上台町里的学校图书室
1964年，我们升入了初中，十五中学。刚上中学，我就被学校那座小小的图书室吸引了。
图书室夹在上台町的楼群里。在初中学习期间，每当我走进那低矮、没有窗户的小红房子里的图书室，总会看见一位驼着背、年纪很大的男老师，在昏暗、不太大的屋子里黏糊同学们不小心撕坏的书。这位老人就是当时我们学校的图书管理员。
记得第一次走进那个小图书室时，我眼花缭乱，不知道借哪一本好。老人抬起头问：“刚进校的吧？”我答：“是。”他又问：“爱看小说不？”我心里没底，慌忙说：“嗯。”他便拿了一本不太厚的小说，可能是《小黑马》。这是一本少年儿童读物，我很快就看完了。这本书是我独立借的第一本书，从此，我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那以后，我看完一本就去换一本新的，基本都是老人推荐的。可惜，我连这位老师姓什么都没记住。《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描写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小说，我看了很多。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火种》，那本书有拳头那么厚，字迹很小。在刚上初中的那个寒假里，我用了两天两夜看完了。看完时已是凌晨，我泪流满面。小说及其中可圈可点的人物形象与人生感悟深深影响了我。
老人特别爱护书籍。每次换书，他都会仔细检查，看有没有损坏。如果损坏了，就暂停借书。有一次，我不小心撕破了一本书上的小戳，被罚一周不许借书。后来，我用家里的一只筷子削成小戳的大小，蘸点印泥盖上，居然多次蒙混过关。这小小的图书室给我带来了无尽乐趣，也让我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一天不看书就好像缺了什么似的。
几十年过去了，为祖国解放、鞍山和鞍钢建设作出贡献的台町老一辈大多已故去，但他们的形象与功绩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也从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变成了夕阳红。然而，儿时在台町的人文环境中受到的教育与接触的事物，让我受益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