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者刘涛访谈人全媒体记者王尤

每当提到鞍山市铁东区“台町”这个地方，我都有些割舍不断的情愫，我儿童时代都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这里有我许多的喜怒哀乐和儿时的梦想，可以说，“台町”是我追梦的起点。这里也是我们的父母为了革命事业奋斗并哺育我们成长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伊始，一纸调令将我的父母从安东（现丹东市）调至鞍钢和鞍山市公安局。于是，全家于1952年春天搬进了铁东区台町的一栋日式小二楼住宅，也就是现在的东风街五十三号。在这栋楼上楼下窗户玻璃都贴着“米”字纸条的房子里，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童年拾趣

到鞍山后，父母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家中只有姥姥和保姆小王阿姨照顾我和姐姐妹妹的日常生活。全家人都很忙碌，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

记得我四五岁时，除了和妹妹上幼儿园，回到家就是玩耍。那时的幼儿园没有作业，邻居家有不少玩伴，比如邢家的邢万程、邢海燕，罗家的罗小飞，金家的金普英，李家的李人范，还有一路之隔的杨家兄妹——我只记得他们的小名叫阿廖沙和娜塔莎（他们的父亲曾留学苏联）。我非常怀念这些儿时的伙伴。2016年，鞍钢组织了一次“罗汉子女”聚会，我原本期待能与阿廖沙（现在的大名叫杨兵）重逢，但因时间仓促，最终错过了这次相聚的机会，实在令人遗憾！

在那个年代，没有电脑、电玩和各种现代玩具。我们男孩子聚在一起，玩的是弹玻璃球、推铁环、做弹弓、摔泥碗、画“五道”等游戏；女孩子则喜欢捉迷藏、跳皮筋。玩累了，我们就结伴钻进附近的小树丛里抓“猪八戒”（一种小昆虫的别名），或者跑到后山的东山宾馆看那些进进出出的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专家，跟在后面模仿他们走路、说话，有时还会向他们要一些废弃的印刷精美的烟盒或糖纸。回到家后，我们用装满热水的大茶缸子把它们熨平，带到小朋友中间一起欣赏、玩乐，这也是一种简单的快乐。

记得当时我们男孩之间特别流行一种用工厂边角废料做成的铁条枪，可以弹射石子。我特别喜欢，回到家就软磨硬泡地让父亲给我做一把。父亲拗不过我，只好从工厂车间的废料堆里找了几根铁条，按照我借来的样子，利用晚上时间做了两把。为了不划伤手，他还在枪把上加了一个木托。这把枪让我得意极了，母亲还夸赞说：“如果你父亲是工人，一定是个能干又创新的好工人。”后来，父母看我这么喜欢枪，特意从商店给我买了一把能打纸炮的铸铁玩具手枪，还做了一个木质枪盒。有了这几把枪，我整天带在身边，连睡觉都不肯放手。

伙伴与恶作剧

那时候，我们这群小朋友整天聚在一起玩耍，常常玩到忘了回家。我多次被小王阿姨和姐姐们硬拽回家，看到我满脸脏兮兮、衣服划破的样子，家人少不了一顿责骂。

男孩子四五岁时正是淘气的年纪，我不仅淘气，有时还喜欢搞点小恶作剧。记得我大姐刘大林（她出生在延安）当时已经上小学六年级，展现出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还是学校的文艺骨干。每逢节假日有重大外事活动时，学校需要组织文艺演出，大姐就把同学们带到家里，在小阳台上排练节目。我和几个小伙伴就搬着小板凳坐在台下观看。有一次排练时，一个女同学的裙带突然断了，裙子掉了下来，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在台下起哄，大姐怎么赶也赶不走我们。还有一次国庆节前，姐姐们要表演陕北腰鼓舞，我也想玩腰鼓，但姐姐不让。于是，我趁她们休息时偷偷藏了一个腰鼓，心想等她们走了我再拿出来玩个够。结果，看到她们发现腰鼓丢了急得直哭，小伙伴们检举了我，我只好把腰鼓拿出来，并向姐姐们承认了错误。

小时候，我也做过几件很丢脸的事。那时我特别喜欢看小人书，有一次为了买小人书，竟然逃学没去上课。晚上被父母发现后，他们把我从被窝里拎出来质问，我只好承认错误并保证再也不敢了。但第二天还是被罚不准吃早饭，新买的小人书也被没收，还被限制一周内不准看小人书。

还有一次，我和罗晓飞、阿廖沙等小伙伴一起玩，其中一个小朋友找到一块大滑石，大家都很高兴，把它砸成小块分着玩。我们在柏油路面上画画，回到家后还在地板和墙上乱涂乱画，家人怎么劝都不听。晚饭后，晓飞哥和另一个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找到我家，说要核实滑石的事。我才知道那块滑石是有主人的，吓得躲到二楼阳台的角落里不敢出来。

晚上父母下班后知道了这件事，把我叫到跟前严肃地询问情况。我感到很委屈，再三解释不是偷的，并说明了当时的经过。父母虽然理解，但还是批评了我，并强调：“别人的东西再好，我们也不能要；不义之财，绝不取之。”这句话成了我家的家规，我牢记这个教训，终身受益。

勤俭家风

我的父母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他们在生活中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为子女树立了良好榜样，并言传身教将优良传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从幼儿园回来，全家人正聚在一起吃晚饭。这时，门外有小朋友找我玩，我贪玩心切，急忙上桌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口，把碗一推，说了声“我吃饱了”，抬腿就要往外跑。不料，父亲一把将我抓了回来，指着碗里剩下的饭问：“碗里的饭为什么不吃干净？”我赶紧说：“我吃不下去了。”父亲严肃地说：“我以前就教育过你很多次，浪费粮食是可耻的。你虽然还小，但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他让我看看姐姐和阿姨的饭碗，我发现他们都吃得干干净净，顿时无言以对，只好乖乖把剩饭吃完。但父亲还不罢休，让我背诵以前教过的关于节约粮食的唐诗。我一着急，背得磕磕绊绊：“锄禾日当午，农民真辛苦，谁碗有剩饭，父亲打屁股。”父母听了都笑了。父亲又给我讲了许多勤俭节约的道理，最后强调说：“你虽然还小，但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高大威猛的。有一件小事让我对父亲刮目相看。那是一个春天的傍晚，我在家写作业，窗外的乌鸦叫声让人心烦意乱。父亲下班回来，见我烦躁，便拿出家中的双筒猎枪，举枪瞄准正在飞的乌鸦。随着“砰砰”两声枪响，两只乌鸦应声落地。我当时惊呆了，没想到父亲枪法如此了得。看着父亲熟练的动作，我脑海中浮现出他当年打日本侵略者的场景，心想父亲一定也是这样举枪瞄准，敌人应声倒地。父亲在我心中就是一大英雄，他的高大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父母生活俭朴，对子女要求严格，绝不允许浪费一分钱，但对亲人却十分慷慨。每月发工资后，他们都会拿出一部分寄给陕北清涧县老家的亲友，并多次邀请家中老人和亲属来东北生活。对共同生活的姥姥，他们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每逢节假日或出差回来，父母都会给姥姥带一些当地特产，并叮嘱我们多陪陪姥姥，让她开心。在帮助父母尽孝的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老人和父母对我们深深的爱，并从中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

父母和姥姥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我们的爱。姥姥常常趁父母上班时，把我们叫到身边，摸着我们的小脸说：“小宝贝。”然后拿出珍藏的糖果（她自己舍不得吃，都留给了我们）让我们吃，还像孩子一样叮嘱我们：“快吃，别让你爸妈知道。”而父亲表达爱的方式则是把我们抱在怀里，用他那粗大的手掌轻轻拍着我的脑门，操着浓重的陕北口音说：“小家伙。”这成了父亲对我的经典称呼。有时他高兴了，还会用硬胡茬贴我的脸，扎得我直躲。母亲的爱则更显温柔，她会说：“宝宝，快过来，妈妈这里有好东西了。”每当想起这些往事，仿佛又看到了老人们慈祥的音容笑貌，那种无法割舍的浓浓亲情永远铭刻在心。

有一次，父亲从北京开会回来，特意买了一只北京烤鸭。这在当时可是难得的奢侈。当晚，全家老小欢聚一堂，共同享用父亲带回来的美食。父亲掰下一个鸭腿放到姥姥碗里，另一个鸭腿给了我。姐姐、妹妹和小王阿姨也分别分到了鸭翅、鸭脖和鸭胸，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却只吃到了一个鸭头。父亲看大家吃得兴高采烈，风趣地说：“你们都吃得这么香，那我只能尝尝鸭屁股的味道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全家沉浸在温馨祥和的气氛中，那种幸福至今难忘。

榜样

父母的工作非常忙碌。鞍钢经常开展“大会战”“多快好省”“百日突击”等活动，父亲忙得不可开交；母亲在公安局的工作也十分繁重，经常熬夜加班。家里的事情常常被一拖再拖。我上小学报名的事，一直拖到报名的最后一天，母亲才急忙让小王阿姨带我去报名。经过简单的测试，我成为了钢都小学的一名学生。

后来，组织上为了照顾母亲的身体，将她调到鞍山市委宣传部工作，之后又调到鞍山市妇联任主席。调到妇联后，母亲的工作依然紧张，经常下基层调研，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我那时虽然年纪小，还不懂“调研”是什么，但看到母亲认真辛勤的工作，就觉得“调研”一定是非常光荣和重要的工作。特别是母亲被选为全国妇联执委后，工作更加繁忙，经常三五天都回不了家。她不仅要下基层调研，还要去沈阳和北京开会。

钢都小学开家长会，父母都抽不开身，只好让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二姐替他们去参加。到校后，老师有些不满意地问：“为什么家长不来参加？”我立刻回答：“我父亲去沈阳开会了，我母亲下基层调研了，都来不了，只好让二姐来。”二姐也主动与老师沟通，了解我在学校的表现。老师说：“你弟弟很聪明，学习也不错，但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有些淘气，还爱搞恶作剧。比如趁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时，偷偷把椅子移开，让同学摔倒；有时在纸上画个小王八，偷偷贴在同学背上；有时还抓毛毛虫或小蛤蟆，偷偷放在女同学的书桌里吓唬她们。这些毛病都得改。”回到家后，我很害怕，生怕父母知道这些事，就拼命讨好二姐，求她别说出去，并保证一定好好表现。可能是二姐怕我挨打，最终没有告诉父母。

父母对工作非常认真和热忱。特别是母亲，每次从省城或北京开会回来，都非常兴奋。她说：“能有机会与宋庆龄、邓颖超、蔡畅、康克清一起，讨论我国妇女工作的发展大计，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这些老同志中有不少是母亲在延安工作时的老领导（母亲曾在延安中共党校学习，后任延安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主任和延安市妇救会主任）。能与这些老领导、老同志在一起，母亲感到无比荣耀。会议之余，她们常常坐在一起叙旧，回忆当年在延安的往事。

母亲曾提到，有一次参加全国妇女会议，休息时与老同志聊天。邓大姐说：“小宋呀，当年在延安时，你扭的大秧歌可真不错，大家都爱看。”康大姐也笑着说：“小宋呀，别看你秧歌扭得好，但在话剧中扮的地主婆可不太像，一脸正气，怎么看都像个农会女干部。”母亲打趣道：“关键是我没当过地主婆，没有生活体验，哪能演得像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邓大姐又问：“小宋呀，你那个胖胖的女儿还好吗？她小时候我可抱过她呢（指我大姐）。”母亲笑着回答：“她现在可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你现在可抱不动了。”大家又是一阵笑声，气氛温馨而欢快。

回到家后，母亲还得意地拿出一条蓝色围巾给我们看，自豪地说：“看看吧，这是蔡大姐送给我的围巾，多好看啊！”她还拿出宋庆龄奶奶带给我们的糖果，让我们快尝尝。看着母亲幸福的样子，我们无比高兴。那糖果的甜味，仿佛融入了她们深厚的革命情谊，至今难以忘怀。

儿时梦想

父母对我们的关爱无微不至，他们省吃俭用，处处为我们着想。然而，有时他们也会因为我们的教育和发展方向产生分歧。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下了，父母在闲聊中提到了我的未来发展，结果争执了起来。父亲说：“一定要让他好好学习，上个好大学，出国深造，学业有成后回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贡献。像邻居杨总工那样，对鞍钢的贡献多大啊！国家现在急需这样的人才。”而母亲则认为，我应该去当兵或当警察，因为保卫国家政权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经济建设必须建立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基础上。其实，他们二老的观点都有道理，谁也没能说服谁。后来，我们兄弟姐妹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参军入伍，从部队转业后进入公安机关，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实现了母亲的愿望。父母对我们子女的期盼，真是情深似海！

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而每个梦想背后都有许多故事。我儿时的梦想就是在“台町”这片土地上孕育开始的。父母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他们对党忠诚、工作热情认真、无私奉献，为人真诚谦和、办事果断，对荣誉礼让、对生活节俭，这些优秀品质是我们一辈子也学不完的。父母经常告诫我们的一句话，也是他们对晚辈的要求：“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他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典范和楷模，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我儿时的美好时光留在了“台町”这片令人怀念的土地上。每当提起“台町”，带给我的都是浓浓的幸福。这片土地承载了我童年的欢笑与梦想，也见证了父母对我们的无私付出与深沉爱意。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台町”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最珍贵的记忆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