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者张晓华访谈人全媒体记者王尤
现在，我仍然能一眼就认
出电视里的某个人物是俄罗斯人，儿子送上一句：“我妈真厉害！”也总有人在我哼唱俄罗斯歌曲时瞪大眼睛问：“你怎么能把歌唱得这么动人？俄罗斯味儿真浓！”那惊讶的神态让我心动。类似这样的时刻很多，极少被人称赞的我，便有些自得。细细琢磨，这能耐也许缘于那段童年时光。
东山公寓的苏联专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山公寓（后来叫东山宾馆）住着一批来支援鞍钢建设的苏联专家。那时，母亲是东山公寓的会计，每到周末吃过晚饭，她都会把我打扮一番，带我去参加那里的舞会。跟着母亲沿陡坡马路走去，像在爬山，我隐约感到这里就是一座山。
台町，就坐落在这山坡上。我家在坡下，东山公寓在坡上。
参加舞会的是苏联专家和公寓工作人员。宽敞的舞场没有讲究的布置，只有那优美的旋律回荡。都是苏联歌曲，当时我就都会哼唱，虽不懂其意。
苏联专家们高兴起来总是夸张地手舞足蹈，表情也丰富张扬。舞跳得很随意，有时会冷不丁地把我从座位上抱起，跳入舞场。我并不害怕，因为那氛围很欢快，大家都兴奋着。
有个大个子的男专家，身材特别魁梧。他把我举在头顶，在舞场中急速旋转，像飞起来似的。我就伸平双臂，当作蜻蜓在飞，耳边飕飕的风声夹杂着欢快的笑声。
有女专家从小提包里掏糖给我，那糖纸五颜六色，特别好看。于是我开始攒糖纸，像宝贝似的，后来还攒上瘾了。
那位男翻译大概30多岁，精瘦却挺有做派。不知那气质是来自机灵的眼睛、精明的神态，还是来自修长的脖项和挺直的黑色着装，反正不同于他人。
公寓南侧有两个网球场大小的游泳池和游戏场，还有个苏联小卖店。我的象牙项链（不止一条）和毛连衣裙等物都是在那儿买的。乳白色的象牙项链上刻有精美花纹，天蓝色的毛裙上有散落的小粉花，裙裾有两排颜色各异的大花。舞会时，我必穿上它，再在头上系个大红绫子。
我所在的鞍钢第一幼儿园，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常有苏联专家来参观慰问。阿姨也常叮咛：在路上遇到苏联专家，要行礼问好。
有一次，幼儿园在东山公寓的大礼堂里和苏联小朋友大联欢。我们表演的节目是海军舞，舞台上我们穿着紫色海军裙和红皮鞋，在蔚蓝大海的背景里飞舞着。舞蹈的最后造型是一艘军舰。同台演出的小朋友都是苏联专家的孩子，他们年龄相差悬殊，我觉得黄头发下的脸庞长得都是一个模样。联欢高潮时，两国小朋友同台高歌，我们拥挤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捧着礼品。鼓鼓的大纸口袋里装有各种小食品，最喜欢的是一个枪形的玻璃盒，里面的糖粒可以从枪口处倒出。
星期天，我常跑到游戏场去荡秋千。那里的苏联小朋友也没有大人领着。我上学后就远离了他们，也没留意苏联专家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每当看到影视里某些似曾相识的场景，或听到俄罗斯歌曲时，都能引起我的兴趣，勾起我的回忆。记忆就这样一次次被加深，几十年犹新。是啊，那曾经的童年记忆，又怎能从记忆中抹去呢？
不舍丢弃的木箱
儿子结婚时，我们把住房装修一番。儿子指着放在角落里的旧木箱问：“组合家具都不要了，这个扔在路上没人捡的箱子还留着干啥？”望着那个棱角已磨损的红漆木箱，我想起了太姥，抚摸着它思绪万千，斟酌再三，不舍丢弃。
它是已故太姥留下的。我仿佛看见她瘦小单薄的身影远远地向我走来，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可眉宇间的那份庄重和那杆从不离手的二尺长的大烟袋，在我们看来却十分威风。
她还是那样慢条斯理地，在烟口袋里把烟袋锅塞得满满的，压得结结实实之后，“吧嗒吧嗒”直抽得烟袋锅吱吱作响，然后悠闲地坐在门前那棵茂密的大柏树下的石墩上；时而用半盲的浑浊双眼，上下打量着和她打招呼的左邻右舍。高兴时还会背起自己喜欢的小重外孙，在长长的走廊里走着，边摇晃边吆喝：“卖小鸡崽啰！”
其实，太姥与我们并无血缘关系。她是母亲爷爷的续弦，嫁过来不久，母亲的爷爷就去世了。那年她十七岁，从此孤身支撑着这个家，一手抚养丈夫的年幼子女。她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也没有再嫁，晚年时来到了我家。可在母亲的眼里，她就是亲奶奶；在我们的眼里，她比成天在外忙碌的父母要亲得多。
在她的床头就摆着这个不大不小的木箱，像当今的床头柜。从没留意它装啥，却清楚地记得父母常在下班时，给她带回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她都会随手放进去。有亲朋好友来时，总把送来的捆得方方正正、上面盖有大红纸的点心包和极好看的糖果盒之类的礼品放在八仙桌上。待客人走后，她就会一声不响地放入那个木箱。我们当什么都没看见，蹦着、跳着跑出去玩了。
我们早已习惯了太姥的唠叨和训斥，对于她讲的“从前，有个老员外……”之类古老而漫长的故事也不太上心，可那个木箱着实让我们垂涎三尺，时时惦记在心。木箱没有上锁，但我们谁也没敢私自打开过，只是存心地在太姥的床上爬上爬下，然后有意地坐在木箱上，用手抚摸着箱盖，心想着好吃的东西。有时也会蹲下来嗅着箱隙——啊！香喷喷的。
终于，太姥要给我们分东西吃的时候，我们姐弟四人迫不及待地上床绕膝而坐。太姥用那苍老又患有大骨节病的手指吃力地解开点心包，那油亮、松软的槽子糕就被她一人一块地递到了我们手里。太姥得意地抿着嘴，下颌翘得高高的，她的嘴像个弯弯的月亮，就这样静静地望着我们吃。
不经意间会发现，她用胳膊肘偷偷地碰小弟和二弟一下，然后又迅速地塞过一块。我悄没声地当什么也没看见。终于有一天，大弟高喊：“为什么多给小弟？”太姥理直气壮：“他小啊！”“那二弟为什么也多得？”太姥一时支吾不上来，突然搪塞说：“他嘴大。”
其实，我想多给小弟是太姥的本意，而二弟向来乖巧伶俐，确实是太姥的偏爱，“嘴大”只是她无话可说罢了。肯定地说，二弟每次都会有偏得，而大弟在家是最麻烦的一个，不仅是为争嘴吃时能闹得天翻地覆，就是新穿的裤子，也能在第二天体无完肤，个人卫生也让大人伤透了脑筋。我就是愿意看到太姥高兴，没有比太姥夸我“是个有姐姐样的好孩子”，更让人得意的事了。想来也怪，大弟平时大大咧咧，偏偏在分吃的时候比谁都心细、较真。
不过，渐渐地太姥再分吃的时候，也有了改动。比如：谁最听话、最懂事，她就会像变戏法似的，从箱里变出一把花生或一个苹果，让我们兴奋不已。久而久之，在我们心中，木箱就成了宝库，它与太姥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大家的“太姥”
我家门前是台町里人流量最大的地段，供销合作社（卖店）、粮店、饭店，包括最早的小灶食堂都集中在此。热闹从早晨就开始了，太阳初升，饭店门前就有人排队买油条，之后是送菜大马车的吆喝，豆腐大板车的“吱吱咯咯”。白天各门店人来人往，从不间断。傍晚时，坡下的孩子们都不约而同地聚此，嬉戏、打闹、玩耍，天不黑透绝不会消停。
这热闹让太姥的生活很充实。她得闲就坐在门前的那个石墩上歇息、观望。常有人奔向她——“太姥，借我个盆，拣两块豆腐”“太姥，这个筐先放你这”，“太姥，有比这长点的绳子没？”“你自己到仓库找找看。”，“太姥，这袋粮先放你家，我还得买菜拿不了。”“放门里吧。”“得晚上让他们来扛。”“行啊，不碍事。”
“太姥”好像都这样称呼她，怎么我的太姥成了大家的通称了呢？
家里常有别人暂放的东西，她也都认真地承担着“保管员”的责任：“不许你们动，那不是咱们家的。”其实我们才没有心思去动那些与我们毫无相关的东西呢，跑出去玩才是正事。
最让人着急上火的是太姥患的老年眼疾，近乎失明，虽做了手术也没见有多大好转，身子骨远不如以往了。这让她和门前的热闹渐远。母亲对她的照顾更加上心，在饮食上不仅可口还得软、烂，易于消化。
太姥爱吃泡豆浆的油条，每日清晨排油条就成了我的头等大事。后来母亲干脆每月向饭店预先交款，早晨只要去取一碗豆浆、两根油条即可。她工作忙时，又预先去饭店订餐。那服务员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定时送餐到家，将一碗香喷喷、热气腾腾的馄饨放在箱盖上，亲人般地喊着：“太姥，吃饭啦！”若她没听到，就将箱盖上那条太姥随手用的毛巾拿起，塞到她手里，凑到耳边又喊一遍：“太姥，吃饭啦！”
我上农村时就是带的这个木箱，因为家里也没有第二个箱子了。太姥扬起脸问：“干嘛非去不可呢？”我说：“到农村去锻炼……”她扭过头不再听，我无奈只好想法子转移话题。我抚着她银白的软发，说些她爱听的话。
没想到会有让人揪心而又毫无办法的时候。那是一九六九年雨雪交加的日子，我匆匆赶回来，家里是整装待发的样子，只有太姥的床铺没有动。母亲一脸愁容：“明早天不亮就要出发，这一路上怎么安顿太姥呢？”已双目失明的太姥静静地躺在那，她能感觉到我回来了，并没像往常那样起身问这问那。我悄悄坐在她床边，看她是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态，心里真难受。是啊！怎么办呢？那大卡车无遮无挡的，车开起来，风像刀子，一路颠簸下来……
有些事情不亲临其境是体会不深、认识不到的。后来，当我伺候卧病在床的父亲时，当我目睹病房里为伺候老人感到精疲力竭而怨声载道、矛盾重重、相互吵闹的人们时，我想起了太姥。
父母回城时，她已卧床半年有余，身上竟无一处褥疮。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二弟提起伺候太姥时就会泪眼朦胧，为什么他会一坐半天地凝望着太姥的骨灰盒和遗像，久久地不肯离去。我更想象不出，当年他稚嫩的肩膀，是用着怎样的毅力——从没向父母诉苦，也不曾向我们抱怨过，独自承担着这一切的。
有两件事突然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一次，二弟说，课间操时间太短，得跑步回去。我说：“不回去不行吗？”二弟说：“不行，怕太姥有什么事。”还有一次，他找我为他借粮票。我知道二弟是把粮份留给了请假回城顶替他照顾太姥的母亲，因为他知道母亲是无论如何也背不动几十斤的粮食，再走上二三十里的山路。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在一起忆起太姥时，我们感慨地对二弟说：“难为你照顾太姥那么多年。”他埋下头，搓着双手说：“唉！你们都不在。”沉默片刻，抬起头凝望着远方，久久地，没再说什么，一脸的平静。
太姥在她105岁时永远离开了我们。那是一九七三年，秋叶飘落的季节。
父亲张刚，山东淄博市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历任山东鲁中地区教导2旅3团3营战士、班长、文书。1945年，任松江省通河县财粮科长，政务秘书。1949年调入鞍钢，历任耐火厂党委书记。后任鞍山市工业局党委书记、铁东区委书记兼区长、市财政局局长。
母亲王玉芳，黑龙江通河县人，1946年参加革命，在通河县政府工作。1950年来鞍，先后在鞍钢机关党委、东山宾馆、鞍山第8中学、第15中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