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者任旭平访谈人全媒体记者王尤
103岁的父亲是贯穿我一生的精神指引。
父亲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他的经历与时代的巨变紧密相连。从童年时起，父亲就总在讲述一些他深切怀念的人和故事，关于家乡、关于岁月、关于战争，让我在讲述中触摸历史的温度。
如今，父亲虽已百岁高龄，却依然保持着朴素勤恳的生活习惯。他在台町的老宅住了70多年，至今仍亲手打理院子，种菜养花。黄瓜、茄子、青椒、西红柿……四季轮换的菜园，让他的晚年生活格外充实。后来，我也接过了这份劳作。父亲总说，自己种的菜吃着放心，不仅因为绿色健康，更因为劳动本身让人踏实。
他的一生，既是为革命奋斗的一生，也是言传身教的一生。他的信念、他的坚持，无声地影响着我们，代代延续。
从警卫员到情报员
父亲的一生可以用几个关键片段勾勒：抗战时期在延安从事外事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参与密电码破译，抗美援朝时负责防空警戒。父亲原名曲河禄，9岁起就在家乡小学接受抗日爱国教育，经常参加抗日宣传演出。他出生在河南偃师西宫底村，哥哥曲河图是国民党第十五军军官学校通信员。
“校长和副校长都是地下党员。”父亲回忆道：“哥哥和他们关系很好。校长的弟弟杨宪吾是延安抗大教员，1938年春天来信说，如果家人想参加革命可以找他。我就带着这封信去找八路军的。”
1938年11月19日，16岁的父亲抵达延安。没想到第二天清晨便遭遇了日军空袭。他回忆说：“那天刚下了一点小雪，早上大约六点半，敌机突然飞来轰炸。宝塔山上的大钟敲个不停，发出紧急警报。我身边一人头部中弹，当场倒下。这次空袭共造成四十多人牺牲。”
初到延安，父亲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担任通信员。半年后，由于工作出色、反应机敏，被调入八路军总政治部警卫班，担任副主任谭政的警卫员。在父亲记忆中，谭政是个“工作狂”——每天开会、看文件、学习，很少休息，从不摆架子。他常和百姓交谈，了解生活状况，既严谨又平易近人。
1941年初，在给谭政当了两年多的警卫员后，将近20岁的父亲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很想继续到学校学习，便向谭政说起了心里话：“首长，我在家乡上过小学，但是因为家庭困难没有毕业，延安有这么多学校，我想到学校继续学习。”
谭政一听，爽快地说道：“你想到学校里学习这是好事，可你要到哪个学校呢？到中央党校吧，你不够资格，到抗大吧，你年龄太小。你自己想想，该到哪个学校里去学习呢？”父亲早已想好，便回答道：“我想要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去学习。”谭政一听，点点头：“那好吧，我让组织部同志给你写封信，你就拿着信去吧。”于是，父亲拿着介绍信，来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在中学部初中班，父亲进步很快，第二年就入了党，不久还当上了班长。
1943年秋，父亲受党组织派遣前往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情报训练班学习。不久，他被调往边区政府交际处工作。父亲回忆：“那时的交际处其实就是边区政府的‘外交部’。党中央为我们定下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接待原则。表面上是接待，实际上还承担着对来延安的特务、敌对分子的监视与斗争任务，是一场无声的较量。”
为了保护身份，组织上让他更改名字。他说：“我来延安是为抗日救国而来，就改姓‘任’吧，‘敏’代表机警、反应快，‘坚’意味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
交际处的工作远比表面看上去复杂。在热情接待各路宾客的同时，父亲和同事们要暗中识别并应对那些伪装成宾客的敌特分子。交际处不仅配有一个警卫班在门口站岗，还有一支秘密盯梢小组在外围活动，防止敌情渗透。
作为服务员，父亲深入国民党高级联络官内部，身份实为特工。在国共合作的表象之下，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隐蔽较量。父亲逐渐发现，对方实为军统特务，表面上来谈合作，实则暗中搜集延安情报。为了掌握情报，父亲每天细致收集对方办公室纸篓中的废纸，仔细拼接，分析其动向与意图。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都是斗争的战场。
父亲发现，这两个特务在外出时会把发报用的密码本锁在特制的箱子里，如何才能窃取到密码本呢？父亲开始留心观察。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反侦察能力强，父亲用手指着水杯说：“他们平时对东西的摆放都有记号，比如水杯把手的朝向。而在每次出门时，他们都是倒着向门外走，同时还用扫帚把脚印扫平，窃取密码难度很大。”
“1944年初夏的一天，经过严密的策划，趁两名联络参谋赴宴的机会，我方情报人员顺利地打开了藏有密码本的铁箱。我们没有照相机，只能用笔抄写，负责抄写的有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将全部密码都抄了下来。可是一位抄写人员不小心将铅笔掉在密码本上，留下一个铅笔点，用橡皮擦掉会留下痕迹，于是决定不擦。可惜，这个小小的铅笔点还是被特务发现了，之后他们的密码本便随身携带了。当然，他们害怕军统追究，没敢向上汇报。”
入朝作战
1947年冬天，父亲被调任到独立第八师司令部，担任政治协理员。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独立第八师改编为公安第一师，主要负责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警卫任务。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2年11月，公安第一师奉命接替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的公安第十八师，部队在朝鲜主要承担的是地面防空监视任务，设立在公路和铁路沿线的“防空哨”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父亲回忆：“在设置防空哨之前，志愿军大量运输车辆白天行驶时常遭敌军空袭，严重影响了物资补给。后来，志愿军总部决定全面部署防空哨，情况才得以改善。”
防空哨的设立十分密集。一级公路和铁路上每公里设三个观察组，每组两人；二、三级公路则每两公里设三个组，任务相同。白天，车辆停止运输并进行隐蔽，只有夜间才开始转运物资。监哨一旦发现敌机接近，就朝空中鸣枪三响，警示车队关闭车灯并减速行驶；敌机离去后，再鸣一枪，解除警报。
但很快，敌军发现常规空袭难以摧毁志愿军的运输线，开始改用新手段。他们将装满三角铁钉的汽油桶空投至公路，三角钉无论如何落地，总有一角朝上，用来扎破车胎。战士们只能用扫帚把钉子清理到路边，保障车辆安全通行。
敌人随后又投放蝴蝶弹，这是一种落地后不会立即爆炸的炸弹，专门等车辆或行人路过时引爆。为此，官兵们想出办法：用一根七八米长的木棒，两端系上长绳，两人各拉一边，在公路上慢慢前行，一旦触及蝴蝶弹，就能在无人靠近时引爆，确保安全。
身为公安一师文化科科长，父亲还需要经常带领文工队深入前线哨所，慰问演出。在朝鲜战地两年半的过程中，敌机的轰炸时有发生，无论是在赶往哨所的途中，还是演出进行中，文工队随时面临危险。他们分成多个组，延着朝鲜公路线的哨所和分队演出，有时候是白天演出，有时候是夜间演出，并与哨所战士同吃同住同执勤同劳动。这样的演出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在一次突袭中，文工队队长不幸牺牲，还有一位队员也牺牲在眼前，父亲也险些遇难。
住在台町
随着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从大连来到鞍山后，最早在新台町住过大半年。父亲当时在中国人民公安部队辽宁省总队鞍山第四支队担任团政委。台町里当时驻扎着不同部队的军人家属，包括警备区、高炮一师和公安鞍山第四支队的部分人员。
刚来时，组织上安排我家住在友谊街43号，就是如今的小一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鞍山作为东北重要的工业基地，驻扎着包括高炮一师、公安鞍山第四支队、航空兵第一师以及工程兵等多支军事力量。这些部队驻扎在鞍山主要源于当时严峻的安全形势：一方面，敌特分子频繁对鞍钢等重要工业设施实施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东北地区面临敌机空袭的潜在威胁。作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鞍钢在全国经济建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其安全生产直接关系到国家工业命脉。为此，国家不仅部署重兵加强防卫，还持续调配人力支援钢铁生产，以保障这一战略产业的稳定运行。
在鞍钢建设过程中，工程兵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当时鞍钢的设备比较陈旧，仅靠鞍钢自身的维修和生产力量，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改造升级。工程兵能吃苦、技术强，参与了当时鞍钢很多基础建设和设备安装。就像老话说的“编筐织篓，全在收口”，工程兵在这些关键环节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东山宾馆附近有个总机班，设在小车库旁边。那里的通讯兵整天戴着耳机，夏天开着窗户，负责和部队保持联络。我小时候对这些习以为常，直到很大了才知道自己家属于“干部家庭”。有一次在部队，团卫生队的一位副队长和我闲聊，问我：“你爸是干啥的？”我随口说：“在鞍山一轻局或者纺织局工作吧。”他又问：“那你爸工资多少？”我说：“155元。”那时我才隐约意识到父亲可能是个干部。
父亲老家在河南偃师，我小时候常跟他回老家。农村的长辈们没想到，我一个刚上一二年级的小学生，竟然会干农活。我会拿着铁锹种地，甚至能下到比我还深的井里掏下水井。那时候的下水井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我得穿着水鞋，顺着井壁的小梯子爬下去，把污水和垃圾清理出来，再运到院子里挖坑发酵当肥料。这些活我都干过，而且干得像模像样。
我刚上小学时，在原来的学校读了两年整，第三年因为适龄孩子太多，按片区调整，我被分到了胜利小学。那里的同学很多不是台町的孩子，有一次有同学来我家玩，还说：“我数过，你家是14个门的。”在家里，我也很早就承担家务。五年级时，每天中午11点半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淘米做饭。我会把米下锅，开大火煮开，再转小火慢慢焖，等父母下班回来就能吃上热饭。
童年趣事
在台町，部队子弟和支援鞍钢的老干部家庭经常串门，一起吃饭、聊天。不管大家是怎么来到鞍山的，只要住在台町，彼此都认识，关系特别好。那时候的台町，就像是鞍山最早的“社区”，邻里感情很深，甚至延续到下一代。我和我的同学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警察、教练、厂长……
这种浓厚的集体氛围，很大程度上和部队的影响分不开。我童年的许多记忆都和部队有关——比如看电影，我童年的看电影记忆是在四支队的俱乐部，满墙都是壁画，画的是红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的军人形象，那些画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电影开始前，军人们还会拉歌，那种氛围特别感染人。
当时管理游泳池的是一位战士，我们都叫他“白叔”。我们和他混熟后，有一次带班里同学去游泳池游泳，同学兴奋得穿着衣服和凉鞋就直接跳下去了，那时候池子里人挤人，像下饺子一样，但也特别开心，觉得游泳池就是天堂。那时候，学校老师为了防止同学们野浴发生危险，天天检查谁去游泳了，只要用指甲在皮肤上一划，有白印子的肯定游过泳，一抓一个准。
部队的生活条件比外面好很多。我家旁边住着一位京剧团的老演员，每次见到父亲，他都会提起当年文艺团体最重要的一件事：去四支队慰问演出。他说，去部队演出时吃的特别好，大碗羊汤、大个馒头，管够！那时候部队有自己的农场，自给自足。
父亲曾经在东山宾馆科技馆负责搞“三打三防”教育展览。“三打”是指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三防”是防原子弹、防生物武器、防化学武器。这个展览做得特别逼真，用了电声控制技术——飞机轰炸时能模拟爆炸声，救护车来时会响起警报声，连爆炸的光效都能模拟出来。那时候的小孩觉得打仗很刺激，因为我们从小在军人圈子里长大，对战争没有恐惧感。但大人们不同，他们经历过战争，知道战争的残酷，虽然不惧怕，但也明白战争离我们并不远。
那时候的老一辈，个个都像传奇人物。比如鞍山军分区司令魏振华，性格豪爽，见孩子就喜欢掐一把脸蛋。我还记得经常在澡堂子碰到他，一遇见孩子就开怀大笑，那种热热闹闹的氛围让人怀念。
1976年年末，我收到了入伍通知书，踏入军营，离开了台町。从1977年到1981年，这四年军旅生活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一直生活在军人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对军队的纪律、荣誉和责任有着天然的认同感。1981年退伍后，我被分配到鞍山市化纤毛纺织总厂工作，做了一名普通工人。因此我又重新回到台町，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每天和他一起在院子里转转，一起在地头忙活，听他讲年轻时的事，讲他当兵的岁月、工作的经历，讲他那些年见过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