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边

中国古人讲求诗礼传家，无论哪个朝代，都把读书看作一等一的大事。那些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的书院，不仅是琅琅书声的栖息地，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原乡。

书院最初为读书的书楼。唐代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设于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为较早的私人书院。官立书院起初是中央政府官方修书、藏书、校书，偶尔也为皇帝讲经的场所，性质为官署。开元六年（公元718年），玄宗下诏改东都洛阳“乾元殿”之名为“丽正殿”（又名丽正修书院、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再下诏改“丽正殿”为“集贤殿”（又名集贤殿书院、集贤书院）。

因此书院由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演变而来，由此决定了书院具有双重性，即官方性和民间性。在官方丽正书院、集贤书院首先以书院命名为“修书之地”“藏书之所”的诱发下，“书院”之名便在民间更广泛地流行起来。

唐朝后期，私人书院的功能开始发生转变，逐渐从个人的书堂演变为师徒讲学的场所。宋朝越发重视教育，大规模兴办官学，书院文化开始繁荣。北宋时期著名的书院如九江白鹿洞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商丘应天府书院、洛阳嵩阳书院、衡阳石鼓书院、南京茅山书院等，至今仍是古代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北宋初期，朝廷通过赐书、赐额、赐田及召见山长等方式扶持书院发展。书院逐渐替代官学，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基地。

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校教育制度，书院萌芽于唐，经五代，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书院，既是名流学者讲经论道的场所，又是文人墨客神往的去处。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中，书院起承转合衔接着各种文化流派，成为时代文化的有效载体和价值符号。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集教育、学术、藏书于一体的文化殿堂，其建筑格局与自然环境的选择处处彰显着儒家“天人合一”的理念。书院选址尤为讲究，必择“山水清幽之地，林泉高致之所”，以营造“远离尘嚣、澄心治学”的理想环境。

以岳麓书院为例，其坐落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依山而建，有“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景色；白鹿洞书院则隐于庐山五老峰南麓，享“林壑幽深，泉流淙淙”幽境。这样的选址不仅满足了文人雅士“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追求，更暗合了儒家“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修身之道。

古代书院的建筑格局通常包含讲学的讲堂、学生住宿自修的斋舍、藏书楼以及祭祀先贤的专祠等重要建筑。其中，讲堂作为书院的核心建筑，位于整个建筑群的中心位置。讲堂前方两侧整齐成排的斋舍，供学生们日常起居和研习学问之用。在书院的教学活动中，学生们的学习以自主研读为主，教师则不定期地进行集中讲授。先生端坐于讲堂之上，学生们不拘形式地围坐四周。

从最初私人隐居读书的所在，逐渐发展为辟舍建院、聚书收徒、讲学布道，再到研究学问、教化民众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经过千年流变，遍及中华大地，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之地，更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见证、中华文明以教立国的典范。